社区就其内涵而言，不单纯是一个地域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关系范畴，主要是指由有着共同的归属意识和利益关系的社会群体所形成的聚居地域。伴随着经济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深入发展，现阶段我国社会领域内既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也出现了诸多值得关注重视的矛盾和问题，传统的社会空间和运行机制逐步被取代，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受到影响和冲击。因此，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成为当务之急和迫切之需。社会管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要落实到社区。社区自身的特质决定了社区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突破口。

    一、实现社会“善治”的有效结构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并非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鲜活的。一方面，社会的存在是以一个个社区作为单元，而社会的发展又与一定的地域范围相联系。另一方面，社区又是一个蕴含着社会整体信息的独立单元，是社会整体的“全息缩影”，社会的现实需求、利益关系、阶层结构、群体状况和运行逻辑都程度不同地在社区中有所体现和反映。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社区的作用，将社区视为推动社会管理的关键因素。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由于在解决社会问题中面临着市场经营失败和政府管理失效的双重困境，国际社会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和方法，治理理念便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社区建设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社区建设可以将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公众等方方面面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既有合理分工又有密切协作的良好互动关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进而达到社会的善治。

    二、现代公众主要的社会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占比大幅度下降，过去占95%以上而现在只占25% 左右。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社会空间迅速扩展，单位之外的可替代性资源增多。单位的社会整合作用下将弱化，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不断分化出来，重新分解并回归社会，从而有条件也有可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新的社会空间。在改革使社会成员从单位体制下释放出来的同时，社会成员与社区的联系越

来越直接、越来越密切，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社区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同时，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大部分也历史地落到了社区的肩上。因此，社区不仅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接纳方式，而且更是承接新的社会整合功能的重要组织。

    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09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从2000 年的36% 上升到46. 6% ，城镇人口从4. 59 亿增加到6. 2 亿，从规模来看，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都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显然，伴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在社区中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渴望生活也随之跃上新台阶更加美好，实现更加全面的发展。如何确保这种愿望、期待变为现实，成为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从构成来看，在社区生活的主要是五种社会群体，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贫困群体、老年人和移交社区管理的企业离退休人员、未成年群体以及部分先富群体。社区居民不仅呈现出分化的多样性，而且

在需求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不能最大限度地使之得到重视和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就可能陷入抽象的议论。社区居民需求的表达和最终实现都与社区密切相连。社区在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处于“前沿”地位。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 “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促进作用。”有效地发挥社区的这种作用，真正使社区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第一线”，成为市民生活的“幸福港湾”，可以让不同需求的人有满足感，让不同层次的人有归属感，让不同追求的人有成就感，让所有的人都有幸福感，从而奠定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

    四、建设和谐社区的现实路径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区建设目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也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是社区管理主体缺失，居民自治有限。二是社区职能定位不准确，缺位与越位并存。三是社区内外关系不顺，管理体制机制陈旧。四是社区的资源短缺，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不足。五是社区文化建设有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社区文化“粘合剂”的功效无法真正得以体现。由此可见，在当前特殊的社会转轨时期，如何通过加强社区建设来完善社会管理，在理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实践上还存在一些亟需摆脱的困境。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和谋划社区建设，把促进社区建设作为重要的切入点，推动社区建设的健康有序进行。

第一，梳理并理顺关系，建立健全社区管理体制机制

社区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从实际情况来看，社区内存在和活跃着多种组织形式，有党的组织、政府组织、社区居委会和其他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之间必然衍生出多种复杂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组织及其关系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资源，必须加以合理整合。否则，就可能彼此掣肘，甚至导致内耗和浪费。因此，在梳理的基础上，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型管理体制机制，才能促使它们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又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有利于社区建设的合力。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体制层面，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政府为主导、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区中介组织为依托的组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这种体制模式恰当对接和融合的运作机制。新型体制机制模式最终要促进各种组织的作用得以有效释放，促使社区管理的责任主体逐步归位于社区全体居民，实现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下的社区依法自治。

第二，科学定位社区的职能，防止和避免缺位与越位社区管理责任主体的归位并不能完全保证其正确发挥功能，重要的是自身的角色要明确，职能定位要准确。作为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和政府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承载机构，其主要职能应是: 建设、管理、服务、发展四位一体。其中，建设是基础，管理是手段，服务是根本，发展是目的。要始终坚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共建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既要突出和强化核心职能，防止平均使用力量; 又要避免顾此失彼，注重全面发挥自身的功能，提高履行职能的质

量。

   第三，培育和谐社区文化，增强社区的向心力、凝聚力加强社区建设，硬件设施的完善固然重要，但软件建设尤其文化建设更不可少。社区建设应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认同作为支撑。因此，文化建设是社区建设的灵魂。特别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家庭日益原子化，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上的孤独化、疏离化、表面化等城市病也在不同程度地滋生蔓延，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以文化为纽带增强人们之间的联系交流，其意义和作用更不可替代。培育和谐的社区文化，要坚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整合社区各种亚文化和社会思

潮，使先进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坚持用主流文化培育人、塑造人，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构建新型人际关系，完善人们的道德情操和人格追求，抵制和消除不良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从而奠定社区建设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文化条件。同时，创新文化传播和活动形式，运用各种现代手段、生动形象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样式，寓教于乐，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忌呆板单一、空洞说教，真正收到文化教育人、陶冶人、塑造人、提升人的功效。

    第四，坚持市场和行政手段并举，挖掘和整合资源，加快社区的基础建设。

    社区的基础建设包括资金、资源和队伍等方面，不仅事关社区当前的发展，而且更关乎社区未来的前途。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运用单一的手段都难以奏效。应该转变观念，运用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在资金来源上，除了政府要保证和加大投入力度外，可以求助于社会捐赠和赞助，也可以通过提供有效有偿的服务作补充。为弥补资源相对短缺的不足，应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尤其是社区所在单位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成果共享，互利共赢。在队伍建设上，要立足当前，建立相应的选拔、任用、考核、激励等机制，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保持现有队伍的稳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增强实际能力，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 还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通过公开选拔等方式，专兼职相结合，扩大后备人才储备，吸引和鼓励更多有思想、有文化、有知识、有现代意识、懂管理的人投身到社区，为社区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