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岁末，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和文化研究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论坛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教授，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梁伟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论坛由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办，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协办，来自主办方、协办方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共5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签字仪式和论坛。在论坛上，多位专家围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等话题，发表了精彩独到的见解。现将部分领导和专家的重要观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研究
周文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梁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
周文彰指出，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证。他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突出表现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理念陈旧、主体单一、方式简单、保障不足，各类社会矛盾突显，因此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任重道远。
周文彰强调，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善之都，北京市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我们要跟踪研究并及时总结北京市的宝贵经验，进而运用于教学、科研和咨询
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梁伟指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是系统工程和长远事业，领域新、头绪多、责任重，关系民生幸福，考验执政基础。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对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动员、加强社会管理提出了新希望和新要求。北京市在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工作体系，集成政策资源，改进服务管理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在实践中还有很多难
点问题需要学术界提供理论指导。
梁伟强调，国家行政学院在社会管理研究方面视角敏锐，知识超前，特色鲜明，已经形成领先态势。希望双方能以此次签字仪式为契机，搭建良好平台，为首都社会建设领航引路，出谋划策，认真探索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使首都的社会建设达到一个新高度。
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研究的四大流派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陆学艺教授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研究的四类观点：社会结构派、社会事业派，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
社会结构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子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是其中的核心。这一派学者通常采用社会学研究的路径，探讨如何加快社会结构调整的步伐，使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相协调。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指标是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比重，2008 年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人数只占总就业人口的23%，距离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还有较大差距。
社会事业的外延很广，除了科教文卫体等传统领域外，还包括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事业。社会建设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任务，这一派学者从社会政策研究入手，探索如何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在中国的语境下，广义的社会管理与人类的经济、政治活动对应，泛指一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地带”；狭义的社会管理主要关注社会稳定，侧重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进行探讨。创新社会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旨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因此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持社会重建观点的学者试图构建有序的社会体制以及合理的社会规范，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城市和乡村的体制、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流动体制、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协调体制，最终目标是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足
鼎立的格局。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解读社会建设，各有侧重。理论界与实践部门要共同努力，回答好什么是社会建设，怎样进行社会建设等命题，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建设战略机遇期做好准备。
社会建设：下一个30年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沈原教授提出用转型社会学视角看待社会建设。以30 年为时间段，新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出鲜明的节奏感：1949 年至“文革”结束为“总体性”体制时期，其核心特征是国家包容市场和国家包容社会；从改革开放到21 世纪初为经济体
制改革时期，其本质是国家将原先包容在“总体性”体制中的市场释放出来；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逐渐将包容于自身内的社会释放出来，因此下一个30 年的主题是社会建设。
“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开展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具体包括“能动社会”与“公民社会”两个维度。前者以波兰尼为代表，其针对市场用力，表明面对市场风暴席卷一切的运作态势，社会并非束手待毙，而是奋起保护自己；
后者以葛兰西为代表，其针对国家用力，表明由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所构成的那个广大领域，与国家权力既有相互斗争，又有密切联系。“公民权”构成连接“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天然纽带，民众借助各种协会、运动和社团组织的形式来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公民权，并且通过公民权来界定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引发了许多长期的、大规模的公民运动。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权利的时代”。通过公民权诉求的实践，投入各类不同公民运动的成员也就一方面重新定义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改写和扩大了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范畴，另一方面重新定义了自己与市场的关系，构筑起抵挡市场冲击力，保护自己基本权益的种种制度安排。正是在这种面对国家和面对市场的双向建构中，被称为“社会”的那个以自组织为基本特点的领域被逐步地开拓出来，社会建设的伟大任务，也渐次得到落实。
社会利益格局变化下的社会建设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
李路路教授从社会结构视角切入，用社会利益格局变化解释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和社会稳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三大任务，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而社会结构的状况又直接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状况，构成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另一方面，社会更加和谐目标的实现，又会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从低度分化走向高度分化，各类社会矛盾多发。这一现象的背后有两个深层次原因：一是利益格局阶级化。中国社会分化的核心是阶级化，即阶级利益突显，阶级位置固定，这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不平等、矛
盾和冲突的基础。这一分析比收入差距、劳资关系等解释视角要深刻的多。二是利益关系市场化。市场关系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交易性的，即形式上平等的利益交换，第二个是对抗性，也就是实质上不平等的权利结构。我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业越来越多引入市场机制，形式上的平等造成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从而出现各类对抗。
我们在社会建设中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把各类社会群体重新整合到社会核心结构中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此时的人民是已经被分化了的人民，此时的矛盾是市场化背景下出现的利益矛盾。应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协调和整合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体系，不妨用“包容性发展”理念构建一个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把不断分化的利益重新整合起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容、平衡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社会建设的核心目标。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王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局长)
王延中研究员就农村老年保障体系提出若干看法。第一，应高度关注农村人口结构变化，认真对待农村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带来的家庭空巢化、住宅闲置化、土地非农化问题。
第二，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保障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性养老保障制度经历了巨大变迁。上世纪80 年代中期国家试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90 年代初在农村推行储蓄性养老保险，十六大以后开始试点新农保，其最大特点是政府财政补贴参保人员缴费。2009 年国务院选择全国10% 左右的地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5 年内
新农保覆盖全国，比原计划提前5 年。刚刚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则将这一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化下来。
第三，应建设与老年人口高龄化相适应的农村老年服务体系。当前我国80 岁以上失能老人近1000 万，60 岁以上半失能老人在2000 万左右。因此与经济补助相比，高龄、独居和失能老人更需要优质服务，包括生活护理和医疗服务。可借鉴国外护理保险的做法，将新农保资金保障与养老服务体系有机结合，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建立老年护理保险。
第四，老年保障是物质、服务与精神“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三者不可偏废，尤其是精神保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作为对策，应当从加强机构建设，强化资金监管，统筹城乡老年人口保障政策等方面入手，切实做好农村社会
保障工作。
新农合发展中应重视的几个倾向
王国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助理)
王国军教授介绍了新农合发展中应重视的几个倾向。首先，尽管全国新农合参保率高达95%，但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户、外出务工农民工、移居城市的农民等三大群体的参保率较低，加上个别干部追求政绩以及克扣上级政府参保补贴等原因，各地参合率存在水分，一些地方已出现农民退保的情况。
其次，新农合保障水平整体偏低，具体包括“下有门槛、上有封顶”的给付水平，范围有限的给付种类和定点医院的限制。目前，新农合住院报销水平仅为30% 左右，远低于城镇职工医保80% 的总体水平，农村“小病拖、大病扛”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再次，现有制度设计使农村富裕阶层在政策中受益较多，进而造成“以贫补富”的结果；由于管办不分和缺乏有效监督等原因，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存在医患合谋、套取现金等问题，“大处方”和“滥检查”的情况比较普遍，一些地区还庸医泛滥，不利于农村地区医疗服务绩效的提升。
复次，“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制度设计削弱了新农合的基本保障功能，青壮年等体质较好的人群不太愿意参保，而老年人的参保意愿较高，造成参保人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后果。农村一方面需要大病保障，而另一方面更需要基本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然而这些领域并没有被新农合覆盖，所以乡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没有经济激励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等基础性工作，这与部分地区血吸虫病卷土重来不无关系。
最后，城市与农村医疗资源分割，异地就医程序复杂，新农合与其他医疗保险制度不衔接，造成城乡社会福利政策碎片化。解决思路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健康保障制度，借鉴镇江市的做法，建立城乡居民基本险、统帐结合的综合险以及统筹住院险三层次保障体系，新农合在其中发挥保小病的制度对接作用。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和改善措施
赵殿国(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
赵殿国指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有三个重点：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近年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村低保率先实现全覆盖，新农保开局良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诸多突出矛盾，一是管理体制不畅，人社、民政、卫生、计生、扶贫等部门都参与其中，可谓“三驾马车，五龙治水”，造成有限的行政资源和资金分散在多个部门，无法进行制度层面的统筹。二是各项保障政策衔接不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政策间存在覆盖缝隙，这一问题尤其体现在养老保险制度上。三是现实中政策执行的诸多问题，包括社保经办机构能力不足，信息技术平台滞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薄弱等因素也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良性发展。
赵殿国强调从如下方面努力，做好农村社保工作。首先是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杜绝部门利益，统筹配置资源，实现统一的人员、信息化和资金管理，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其次，各地区各部门应加大农村社保工作的人力和经费投入，为工作开展提供有力保障。再次，加强农村社保信息平台建设，提高经办机构工作效率。此外，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发挥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