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收集与整理：娄东耀
当前我国社会中群体性事件屡次发生，震人耳目。 群体性事件是参与人数多、造成影响大、处理难度大的事件。以前这类事件在我国极少发生，但近年来，却呈现迅速增长态势。以下是关于一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的报道：
1. 瓮安事件。
瓮安，这个地处贵州省北部的小县，以拥有中国最大的磷矿而闻名。2008年6月2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这里。 当天下午至29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名叫李树芬的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辆被焚。 来源：新华网
瓮安"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示：
发生于贵州瓮安的“6·28”事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相对于此前的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广安事件、大竹事件等，瓮安事件无论从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都被视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
有专家分析指出，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表明我国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底层积累的民怨不容小视，而且表明我国一些地方在管理社会秩序有效性上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瞭望》新闻周刊持续月余的深入调查分析表明，瓮安事件集中暴露出当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对群众利益的忽视与损害；暴露出尤其是一些基层执政者在执政理念、素质、手段上的错位与脱节；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已经脱离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只对自己负责”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瓮安及其他群体性事件暴露出的趋势性、倾向性、规律性问题，需要高度警惕。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指出，消除和减少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总的方向是要深入理解、大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战略上，应坚持不懈推进政治建设，挖掘现有制度潜力，推动执政转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消除民怨产生的现实土壤；在战术上，则应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积极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真正做到使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同时提高基层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无论从事件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瓮安事件都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
瓮安“6·28”事件已过去两月余。此间，《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多次往返瓮安，持续跟踪采访当地干部群众，力图梳理这个事件发生与激化的准确过程。种种迹象表明，这一事件从事件聚集、围观、参与人数，事件的剧烈、破坏程度，都可称为近年来的“典型群体性事件”。其发展处置、震荡激化的过程，尤其值得各地执政者深思。
从6月22日凌晨李树芬溺水身亡停尸河边到6月28日，是瓮安事件的“发酵期”。这7天里，经本刊记者调查，围绕李树芬之死，主要发生了以下一些事情。
22日凌晨0时27分，瓮安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西门河大堰桥处有女生跳河，请求处警。110指挥中心立即指令瓮安县城所在地雍阳镇派出所民警处警。派出所值班民警田丰、张险峰接到指令后，驱车赶往现场。途中遇到闻讯赶来的李树芬哥哥李树勇及李树芬表舅刘金学，将二人一同带到现场。到达现场后，由于没带打捞工具，田丰安排家属拨打119通知消防队员前来施救。约20分钟后，十多名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消防队员在河岸借助工具打捞半个多小时未果，便提出等天亮后再打捞。期间，李树芬叔叔李秀忠等陆续赶到。
凌晨2时许，消防队员撤离，民警田丰、张险峰交待家属继续打捞，并按家属请求，将在场人员刘言超、陈光权、王某带回雍阳镇派出所询问，但未做笔录。
凌晨3时40分左右，死者家属将李树芬尸体打捞上岸，停放在桥头七星村村民张友忠家的玉米地边上。
7时23分，民警向110指挥中心回复，死者家属怀疑死者系他杀，请求转刑侦处理。110指挥中心指令刑侦二中队负责人唐仕平出警，并按刑侦队队长倪兴云指示，把刘言超等三人带回刑侦队做了笔录，并联系技术科科长周方沁一起到现场进行了勘查和调查走访。
根据死者家属要求，当天下午，县公安局法医胡仁强对死者尸检，鉴定死者系溺水死亡。
23日，李树芬父亲李秀华、母亲罗平碧等人提出再次尸检等要求。
6月24日，瓮安县公安局调查认定死者溺水死亡系自杀，于当天下午向死者家属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和《尸体处理通知书》。死者家属对公安机关的结论不服，未将尸体领回处理。
当晚，县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亚华参与继续组织双方调解，调解再次失败。
6月25日上午9时许，唐仕平等人带李秀忠到现场指认打捞地点，然后回刑侦队做笔录。回到县公安局，唐仕平安排李秀忠先去县公安局大楼后的刑侦队办公楼等候。
李秀忠上到刑侦队办公楼三楼，走进第一间办公室，干警张明问他：“有什么事？”李秀忠连日来心里有气，回了句：“来玩的。”随后双方发生冲突，办公室另外两名干警见状上来拉开，李秀忠边下楼边喊“警察打人了”，并到前楼找到县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反映。周国祥安排倪兴云将李秀忠带回刑侦队查明情况，倪兴云安排唐仕平带李秀忠去医院检查，然后找到张明询问，并要求其写出事件经过交局纪委。
之后，闻讯赶来的李秀忠妻子兰明菊和其妹李秀菊找到正在写经过的张明，双方发生抓扯，兰明菊用高跟鞋打了张明。倪兴云等人闻讯赶来制止，并报告周国祥和局长申贵荣，申贵荣指示将兰明菊和李秀菊带到看守所关押。
此时，在去医院路上，唐仕平接到倪兴云电话，说李秀忠妻子打了张明，便与李秀忠一起返回公安局。
当天中午，县教育局副局长严军将李秀忠从县公安局带回县教育局。下午17时40分，李秀忠到雍阳镇派出所做笔录结束后返回县教育局。18时许，李秀忠离开县教育局，经县保险公司门口，正在给亲属打电话时，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从后面冲上来追打，致使其轻微脑震荡、头皮损伤、胸腹部软组织损伤、鼻骨骨折。
县公安局党委得知此事后，立即召开会议，并通知张明到会，张明矢口否认李秀忠被打是其所为，局党委当场决定，没收张明佩枪，停止其执行职务15天，同时安排法制科、巡警大队工作人员将兰明菊、李秀菊二人释放。
事后调查表明，李秀忠被打确系张明在幕后指使。
此时，关于李树芬之死，瓮安县城正谣言四起。中间发生的这一节外生枝的插曲，无疑火上浇油，使得更多市民对李树芬死因产生了怀疑，对公安机关执法的公正性也产生了怀疑。事后看来，可以说这场冲突对整个事件急转直下的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月26日凌晨1时左右，州公安局指派的法医王代兴对李树芬尸体再次进行尸检，仍维持溺水死亡的结论，家属则坚持有奸杀嫌疑。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政委罗来平等人继续做家属工作至凌晨4时40分，调解最终失败。
27日零时左右，死者表舅刘金学打电话给副县长肖松，说死者家属已同意调解方案，并约定28日上午9时签订协议，下午安葬。
6月28日9时30分，刘金学突然又给肖松打电话，称家属反悔，他代表不了死者家属意见。
肖松要刘金学继续做死者家属工作，并要求当天下午必须把尸体抬走处理。当天上午，公安局再次向死者家属送达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死者家属必须于当天下午17时前把尸体抬走处理。
谣言与事实混杂
从李树芬22日凌晨溺水身亡起，一些“小道消息”就在瓮安县城内传播：最初说王某是县委书记王勤的侄女，因为中考时李树芬不把试卷给王某抄，王某找了两个社会青年来报复；之后又说凶犯被公安机关放走，是因为其中某人是县里某个副县长的儿子，李树芬叔叔被打，也是这些人叫黑社会的人打的；最后出现了李树芬尸体被打捞上来时一丝不挂等等说法。
这些传言中，有的是事实，如李树芬在班上平时学习成绩确实比较好，王某则较差；李树芬死亡后，其叔叔在大街曾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也确有其事。但王某是王勤侄女、给李树芬要试卷抄、李树芬被打捞上来时一丝不挂等，则完全不符合事实。
这些事实与谣言混杂，激起了不少群众对死者的同情。此时，公安局再次给死者家属下发了《催办通知书》。
6月28日下午大约4点钟，大堰桥头的围观群众买了一块白布，现场签名写字制作成横幅，让两个学生在前面举着，从西门河边上出发，到县政府请愿。
据当时去河边看热闹，后来举着横幅参加了游行的瓮安三中初一年级学生张少华(化名)说，游行开始时，现场学生只有十多人。
一路上，人越来越多，游行队伍从瓮安县城西门河边出发，经环城路文峰大道到瓮安三中门口，再前往县政府。
七星村是瓮安县城边上水库移民居住比较集中的村，游行队伍出发时，部分移民跟在后面看热闹。
从当时在场的人了解到，游行队伍一路上边走边有人加入，在经过李树芬生前所在的瓮安三中时，加入学生较多，队伍规模已在200人以上。
另外，游行的消息传开后，瓮安县城此前在政府征地、城市拆迁等行为中利益受损的一些失地农民和市民等，也纷纷跟在后面一起往县政府走。
最终游行队伍抵达县政府时，已达上千人的规模。
当天是星期六，县政府没人上班，请愿者在县政府门前表达诉求后，又转到距县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大楼。
到16时30分左右县公安局民警与请愿者发生冲突时，围观人群已有上万人。
据当时在场的群众讲，6月28日，这件事在县城里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有人喊冤，不少人都以为是死者家属真把李树芬尸体抬到公安局来了，聚集到公安局门前围观，其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想去看热闹。
层层开会
当天下午14时50分，事件发生前，肖松、县委书记王勤、县政府办主任宋辉等人正在县电信局参加“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电视电话会议。
16时许，游行队伍从李树芬死亡的大堰桥出发。收到消息的玉华乡政法委书记李安平、派出所所长陈甚学立即向肖松、周国祥等人报告了这一情况。
16时30分左右，周国祥分别向肖松、罗来平、申贵荣作了汇报，肖松接到报告后，立即向会场内的王勤作了汇报，并按王勤安排赶赴现场，王勤继续参加会议。
期间，宋辉接到县政府值班人员电话后，离开会场赶到县政府大楼劝说学生离开，并于16时40分左右电话报告了县长王海平。
肖松率黄亚平等人驱车赶到县公安局后，向王勤汇报现场小青年比较多，王勤立即打电话给县教育局局长张世德，要求其通知各校校长带教师到现场去劝散学生。接到指示的张世德立即通知城区各校校长安排老师到现场疏散学生。但此时聚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戒线已开始受到冲击，并有人冲进一楼开始打砸。此时，肖松将情况向王勤汇报，同时上楼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17时50分左右，结束了电视电话会议的王勤再次接到肖松报告后，安排工作人员通知县四家班子领导到电信局集中商量对策。
18时20分左右，县长王海平从都匀赶到瓮安县电信局临时指挥部。罗来平也从都匀赶到瓮安，并组织外围民警到县武警中队集中，由于没有防暴装备，无法开展工作，后接到州公安局负责人指示，要求由州里统一指挥。申贵荣赶回瓮安后，要求公安干警全部穿警服，并让35岁以下干警穿上防暴服后，由州统一指挥。
18时30分左右，电信局工作人员担心遭受围攻，临时指挥部转移到离现场更远的县武装部。
19时许，黔南州公安局负责人赶到现场，在外围转了一圈，未采取措施。
20时许，“等不来一个领导说话”的人群向县政府转移。
与此同时，黔南州委组织召开了处置瓮安事件专题会议。会后，原州委一位负责人赶往瓮安县城，在外围“转了又转”，等候从省里赶来的领导。
23时左右，与县政府大楼相邻的县委大楼被点燃，并因是木结构，最后全被烧毁。
据当晚一直在县政府大楼上坚守的瓮安县副县长郑毅说，晚上20时10分左右，瓮安县政府才开始被打、砸、抢、烧，但当时实际冲入县政府楼内的真正暴徒只有十多人，并且已基本没有学生。当时集结待命的公安和武警已有200多名，如果处置得当，至少县委大楼是完全可以不被烧毁的。
惯性思维的超前结论
有关部门统计，瓮安事件中，直接参与打砸烧的人员超过300人，现场围观群众在2万人以上，事件持续时间7个小时以上。
这一事件中，瓮安县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等被烧毁办公室160多间，被烧毁警车等交通工具42辆，不同程度受伤150余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受访的有关专家认为，无论从事件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在国内国际上造成的影响上看，瓮安事件在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都堪称“标本性事件”。
6月29日凌晨，数千群众继续到县政府、县公安局门前围观，甚至用石块等攻击部分值勤的公安干警、武警官兵。
当天下午事件基本平息后，瓮安县委有关负责人在与黔南州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这一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起因是死者家属对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不服，组织了一些人员拉着横幅在街上游行，围观人员跟随聚集到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
贵州当地媒体一位资深记者说，当地政府在尚未展开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就作出这一结论，稍显匆忙。有关部门依照惯性思维急于寻找幕后“黑手”的做法，也很难令人信服。随后，当地媒体即开始大规模地刊登和播放“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6月30日，事件初步平息第二天一早，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赶到瓮安查看现场，走进老百姓家里倾听群众的想法，并召开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座谈会，他三次鞠躬向百姓道歉，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起事件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
7月2日，在贵阳召开的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石宗源提出，要严查彻究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
“公安机关不作为，黑恶势力才能横行。要说黑恶势力能够煽动这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县政府，只怕三岁小孩也不相信。”当地一家茶叶店老板说。
截至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排查出瓮安“6·28”事件共有300余人参与，其中教师、学生110余人，瓮安最大黑帮“玉山帮”主要头目已被缉拿归案，但至今尚未公布黑帮头目或其他人事先“组织、预谋”制造这一事件的充分证据。
也有群众怀疑说：“既然县公安局有人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那黑恶势力煽动群众火烧公安局，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现已查明，参与这一事件的黑帮成员，基本上只是一些“小喽罗”，很多人是去看热闹时“自作主张”参加打砸烧的。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学问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经历过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高发的年代。多年来，这些国家逐渐摸索出应对、处置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一般原则和策略。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介绍说，从微观情景看，执政者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抗议的要点在于：在介乎“妥协”和“压制”之间的灰色地带中拿捏的尺寸。大致说来，有如下这些原则：
亲临现场。地方负责人应以身作则，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公开声言，表示出“有话请讲，我来负责”的态度。
区隔原则。将参与者和围观者分隔开来，以免人员混杂，出现更大范围的秩序混乱。聪明的行动者往往也会自我要求区隔，以防止他人“节外生枝”，抹黑自已。
信息公开。在黄金24小时内公布准确、真实信息，其后用滚动方式逐渐增加。公布真相，可以稍慢，但一定准确。
情急之下也要寻找解决的办法。面对公众，态度一定要坦诚，平等协商，不推诿，但也不轻诺；面对强人所难的要求，申明自已能力的局限所在；能分辨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差异。激进派别制造的危机，往往只要向温和派作出些许让步，就可化解。
恢复秩序。执法人员对和平、非暴力行为一般持平和、旁观态度，但一旦出现打砸抢烧暴力行为就必须果断处置肇事者，迅速制止、平息事态、防止蔓延。打击要严格把握对象和尺度，过激或过大都会造成反弹，并留下后遗症。
“集体行动”的特征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介绍，我们现在所指的“群体性事件”包含在西方学界所指的“社会运动”这一宏大领域之中，可以用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与制度的关系四个维度将社会运动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其一，“集体行为”。特征是聚集的群众没有明确诉求，更多的是情绪宣泄；组织化程度很低；持续时间很短，在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之间平息；它骚扰秩序，但对现行制度仅伤及皮毛。典型代表是万州事件、池州事件。
其二，“集体行动”。特征是有明确诉求，但议题单一、仅涉及局部或地区的问题、且具体，如征地拆迁补偿金、调查孩子的死因等；组织化程度稍高，社会群体利用既有人际网络，如血亲、姻亲、宗族、同学、同乡等渠道，低成本进行社会动员，其间也有一些非正式组织参与；持续时间稍长，比如汉源事件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但诉求满足后能较快平息；它表现为制度扰乱，挑战破坏既存秩序，对现行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要求修改。比如汉源事件后对移民征地补偿补助标准的调整。
单光鼐分析，瓮安事件前半段，符合集体行动的特征；后半段，符合集体行为特征。但瓮安事件的暴力程度和对抗性，相比以往的群体性事件大大增强了。他认为，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群体性事件都还处于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阶段，尚属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
瓮安黑恶势力在地方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某种“崛起”，特别值得中西部地区警惕
6月29日始，贵州省公安厅从全省抽调280余名侦查专家、骨干组成专案组，以强大阵容开展专案侦查、缉捕逃犯、深挖幕后、打黑除恶等工作。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6·28”事件涉案人员360余人，其中黑恶势力成员160多人。
专案组的调查显示，瓮安部分帮派成员参与打、砸、抢、烧行为，甚至有组织地运送汽油、凶器等到现场，对事态升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足够证据说明，黑恶势力是这场群体事件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从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看，当地治安混乱，重大恶性案件高发，黄赌毒问题严重，群众严重缺乏安全感，黑帮横行，确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更值得探讨的是，瓮安黑帮横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6·28”事件后，瓮安最大的黑恶势力团伙“玉山帮”所有头目和骨干成员全部落网，组织体系被彻底摧毁。一朝覆灭的“玉山帮”，其20年“发展壮大”的历程值得中西部农村治理借鉴。
借开矿“暴发”
据贵州省公安厅打黑办民警介绍，“玉山帮”成立于1988年。
按当地习俗，家有红白喜事都愿聚拢一帮人造声势。为此，1988年，玉山镇农民韩波、卢宝霖等人聚合20余人成立了“兄弟会”，经过10年时间，到1998年，成员也仅40人左右。1999年，兄弟会举行了隆重的结拜礼和入帮仪式，吸收了长期在外诈骗钱财的玉山镇李发之、郭旭明、余兴祥等人，推选出以李发之为首的10个“大哥”级头目，其他数十人互称兄弟。因入会成员以玉山镇人为主，就改称“玉山帮”。
2002年初，“玉山帮”主要头目李发之、郭明旭、余兴祥等人因诈骗案在甘肃落网，韩波、卢宝霖等人成为实际“领导”。
起初，“玉山帮”成员主要靠诈骗、抢劫、赌博、地下高利贷、在娱乐场所当“打手”、暴力垄断客运市场、开“黑餐馆”等手段非法敛财，但规模仍较有限。
2004年，由玉山镇政府主导的一轮矿产资源抢采闹剧，为“玉山帮”壮大培植了“黑色土壤”。
刚被免职的玉山镇原党委书记胡德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瓮安县部分地区属于构皮滩电站库区淹没区，当地矿产资源丰富。为能在2009年泄洪前抢采资源，黔南州国土资源局和移民开发局曾在2002年发布“对库区矿产资源实行抢救性开采的通知”，提出要加快对辖区磷矿、硫铁矿、铅锌矿等资源的开采。
玉山镇党委、政府“如获至宝”，大开招商引资和矿业开采之门，无须办理证照，甚至无须开采手续，只要随便挂靠在某个有证矿山之下，就可随意开采。2004年底，仅一个玉山镇就有20多处磷矿、硫铁矿等矿山，不仅浙江、福建等外地老板前来淘金，当地农民和一些“有钱人”也纷纷投身资源开采。
在这轮混乱的资源抢采闹剧中，韩波、卢宝霖等“玉山帮”头目也嗅出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商机”。他们一面靠吃请等手段拉拢乡镇领导干部，一面依靠暴力、恐吓等手段，强行收购矿山，并逐渐垄断矿石销售和运输市场，靠低买高卖等手段非法牟利。
伴随资源价格暴涨，“玉山帮”迅速壮大积累了雄厚经济实力，在当地声名显赫，帮派发展达6个层次，帮派成员数千人，渗透进瓮安县城和诸多乡镇。
“黑帮派”戴上了“红帽子”
“玉山帮”从几个无业青年结拜发起的小帮会，积累起“雄厚”经济资本后，即看上“红帽子”，帮派成员不断争取成为党员，帮派头目争当村长、支书。
“玉山帮”头目卢宝霖2003年6月27日被玉山镇中火村党支部发展为预备党员。
“这并不是村里的主导思想，主要是乡镇领导极力推荐”，中火村支书简敏云说。卢宝霖读完高中后就很少回家，但他在外“做生意”，能找钱。乡镇领导经常到他开的红灯笼餐馆吃饭，对他印象很好，他和原乡纪委书记刘汉发还结为“干亲”，领导多次向村里提出这样有能力的人应该发展为村支书。2002年初卢宝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简敏云说，其他程序基本上就是走过场了。
“玉山帮”另一头目韩波的父亲王文郁也被乡镇领导任命为村支书。
胜土村支书、村长罗玉禄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10月，镇里突然让前任支书在打印好的辞职书上签字，任命当时已经67岁的王文郁担任村支书。但王文郁为人比较霸道，并不为村民所拥护和信任。
“6·28”事件后，韩波被公安机关抓获，王文郁向村委会递交了辞呈。谈到自己为何担任村支书，王文郁说，这多半是因为韩波和乡镇领导关系很好，“当时杨书记(时任玉山镇党委书记杨俊松)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就算凭着私人感情帮我一把，也要当这个支书啊”。
除此之外，据专案组调查，“玉山帮”其他骨干成员陈健洪、穆志春、冉义明等也都先后入党，一些党政干部、企业职工、教师、学生等也陆续加入“玉山帮”。
治理真空滋生“毒瘤”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黑帮盛行使瓮安形成“帮派文化”氛围。除了成型的黑恶势力，还存在大量的类黑或有向黑恶帮派团伙转化趋势的民间地下组织，诸如“姨妈会”、“杀猪协会”、“运输协会”等形式的组织。这些组织最初是出于互帮互助建立起来的，但发展过程中被黑恶势力利用或黑恶成员本身就以团体成员参与，在实现和维护团体利益的过程中手段逐渐出现了与黑恶帮派类似的性质。
如玉山镇“杀猪协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其成员采取威胁等手段，统一宰杀、收购、出售生猪，不准经营户以低于“协会”定价出售猪肉，还不准政府建立生猪集中屠宰点，导致玉山镇杀猪费用6至10倍于正常价格、猪肉价格比县城还高出1至2元，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群众深受黑恶帮派和这些类黑组织危害，通过正当渠道无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也“以黑制黑”，效仿成立自己的组织，在手段、行为上也向黑恶势力性质发展，形成了“帮派文化”不断蔓延的恶性循环。
黑恶势力横行，恰恰因一些基层政府治理功能弱化，黑恶势力填补了社会管理的灰色地带，替代了政府管理。受访的多位当地干部说，“霸权”压过“政权”，黑帮盛行放大了政府管理“暗疾”。
暗疾之一：社会治理的结构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空间。事实证明，黑恶势力多存在于市场、矿山等资源较为集中，而地方管理脆弱无力的地方。在市场运转的规则、矿山秩序的维持等诸多关键环节，政府“失语”，黑恶势力填补了空白。记者调查发现，玉山镇众多矿主为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开矿空间，宁愿与强取豪夺的“玉山帮”达成协议吃“哑巴亏”，也不愿向政府投诉。而一些乡镇干部坐享财政收入和个人口袋“双丰收”，对黑恶势力视而不见，在一些乡镇，资源开发的秩序和规则实际由黑帮制定，而不是政府维护。
暗疾之二：畸形社会需求导致了犯罪市场的产生。长期从事打黑工作的贵州省公安厅打黑除恶办公室民警毛明俊说，众多黑恶组织发展正是填补了社会管理的“灰色地带”和“地下经济”，比如大街小巷遍布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赌场、酒吧等，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地下钱庄、高利贷组织等，这些社会边缘产业多是黑恶势力发展的最初土壤。对此，一些地方政法机关长期打击，却打击不力，助长了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
暗疾之三：干部任用和基层政权建设存在漏洞。一些黑恶势力的“黑老大”头戴“红帽子”，也有的黑恶势力出钱寻找“代言人”，表明干部制度存在漏洞。毛明俊说，先渗透经济领域，再渗透政治领域，这是黑恶势力发展的普遍规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在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就会进一步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庇护。他们以黑敛财、以黑护商、以商养黑，或捞取政治资本寻求红色保护，或拉拢腐蚀干部寻求黑后台、保护伞，实现以官护黑；或染指地方基层政权，干涉操纵基层选举，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玉山镇一些党政干部明目张胆地将黑帮头目扶持为党员、村支书，如不对这些黑恶势力重拳打击，任其发展，当地群众将永无宁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孟连事件。
行动顺利。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血腥的序幕。
七百村民围攻警察
晨8时许，勐啊村数百名村民呼啸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岩尚软、岩底父子二人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
这边还在剑拔弩张，两公里外的芒海村又发生了激烈的警民冲突。手持器械的村民一拥而上，攻打执行劝阻任务的警察，数名警察受伤，多辆警车被砸。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
政法委书记向胶农鞠躬致歉
尽管气氛暂时缓和，但事态依然严峻，危机四伏。村民把两名死者的遗体抬到勐马橡胶公司大院内，数百名村民随后聚集。
“7·19事件”惊动中央高层，胡锦涛、周永康深表关注。云南省迅速组成了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挂帅的工作组。7月20日凌晨2时，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孟苏铁和副省长曹建方抵达孟连，指挥事件处置。凌晨5时，孟苏铁和曹建方到达村民聚集现场，他们轻车简从，未带警卫人员。当时村民情绪并不友好，长刀、棍棒等器械赫然摆放着。在和村民对话时，当孟苏铁听到村民代表说，他们的愿望和利益诉求曾多次向乡、县、市、省有关部门反映，但都毫无结果，孟苏铁动容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表示歉意，并鞠躬以示诚意，表示将负责任地解决大家的合理要求。省领导的态度赢得了村民们的一片掌声，气氛趋于缓和。
经过细心劝导，群众情绪基本稳定。7月23日凌晨4时，两名死者遗体火化，事态初步平息。
一意孤行动用警力
云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郭永东在通报“7·19事件”时说，此次事件表面是警民冲突，实质是胶农与橡胶公司长期的利益纠纷，当地党委、政府没有及时有效解决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胶农对橡胶公司积怨日深，最后转化为对基层干部、党委和政府的不满。
孟连县的橡胶产业开始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胶农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达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刺激胶农，致使警察被打、警车被砸，“7·19”前已累计发生群体性事件7起。
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今年3月，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丕坤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孟苏铁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孟连事件”激荡云南政坛
本报记者 殷红
中共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设问：“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围住，人民政府就设法把人民警察从人民群众中解救出来。”
云南省委党校紧邻滇池，这里连续4天举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孟连事件”的余波激荡着该省众多官员，在中秋前夕，他们被省委紧急召集起来，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因果，温习党的领导人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诲，领悟“政权在手，未必人心在握”的警句。
“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
研讨班注明“阅后收回”的一份保密材料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典型案例汇编》（以下简称“案例汇编”），其中的10余起群体性事件都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除媒体已公开披露过的重庆“彭水诗案”、陕西“校长追县长签字案”外，还包括多起恶性官民、警民冲突事件，有的处置不当导致事态扩大、局面失控。在由各省政法机关提供的这份案例汇编中，都附有事件教训的总结，大多提到“违法行政，执政为民思想缺失，基层组织涣散难以化解不稳定因素”或“有利益丧失感的群体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对立”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
在分组讨论时，这本《案例汇编》的传阅率极高。楚雄市新任市长袁鹏说，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深感震动。我一直在思考，“孟连事件”怎么会处理成这样？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确实错综复杂，但根本的一条是党政领导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下乡的体会是，接近群众才能相互了解，第一次去人家觉得你生疏，第二次第三次对你就亲切多了，其实，“群众中最安全。”
双柏县委书记李家龙说，在“书记县长大接访”中，我发现很多久拖不决的问题完全是可以一开始就解决的，拖出后患是干部缺乏人本观念和责任心。有一位老上访者找到我，说已经找过县里各部门10多次了,反映的问题就是没结果，我细听后帮他分析说，你的要求与现行政策不符。他表示理解，但很生气，说要是早这么告诉我，我何苦跑那么多次！那些干部总是对我说“你的事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
李家龙希望县里干部做群众工作时保持这样的意识：人本关怀、责任感、法治理念和民主、开放、透明的行政程序。他特别说明，如果程序不透明，公众就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误解，“我们有时候总一厢情愿地认为，捂住是替群众着想，其实信息的开放透明可以预防不安和不测。”他举例说，县里公开招聘乡科级干部，传闻纷纷，民间舆论认为是走过场，县里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谣言即止于公开。
“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
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杨宁说，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碰到“7·19”，还有机会来研讨这一事件。这位从政多年的女干部说，“当官就是担责，群众放在心里，做事才有杆秤。”
杨宁曾任昆明市委常委兼盘龙区委书记，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纠纷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她多次经历和参与处理，也曾接到恐吓电话，但矛盾最终都能化解，她认为化解的招数就是充分关注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昆明市东二环道路改造时，线路附近的一个村子中有一座寺庙，始建于300年前，后经群众集资多次修缮，小有规模。听说修路要拆除他们的寺庙，群众放言：“谁敢来拆，我们就跟他拼命！”下属向扬宁汇报说，这是非法建筑，没有经过规划批准。杨宁说：“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谁来批准？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她到现场对群众说，你们放心，你们不同意，我们不会拆的。她指示下属为该寺庙补办手续，使其合法化。此举深得人心，拆迁工作格外顺利。
“大部分群众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
“现在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参与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涉及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关系调整，由于没有一部明确的法规，更是恼火。”彭耀文回忆起2006年的“3·21事件”，至今心有余悸。
彭耀文当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深夜接到紧急通知，飞速前往虎跳峡处理当地罕见的冲突事件——香格里拉县金江镇群众把7名水电设计工程人员扣为人质，情况紧急。
事件的起因是，虎跳峡要建坝修水电站，但事先没有向当地百姓说明，引起众怒，不满情绪迅速蔓延，3000余人聚集。彭耀文赶到时，看见7个人质脸色惨白，缩做一团，有一位副县长还掉到了江里，“如果处置不当，后果决不亚于瓮安和孟连。”彭耀文对激愤的群众说，他愿意留作人质，换出其他人质——特别是生病的工程技术人员，他的恳切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他们同意把生病的人质送往医院，其余的到当地派出所睡觉。彭耀文作为人质，每天只能解两次小便，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在这关键时刻，基层干部一要身体好，二要心理素质好，“死了也不怕，国家会给我好名声的。”
“事情圆满解决的关键是省、州的判断和决策，原则就是要关注和理解群众的诉求。”这位藏族干部说。当时，李汉柏（时任副省长）从昆明出发时电话通知当时官员：严禁动用警察！在了解现场情况后，省、州领导传达了省委书记白恩培的指示：如果多数百姓反对建电站，我们不会建。
现任迪庆州委常委、香格里拉县委书记的彭耀文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大部分人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然后再作群众工作。这件事险些酿成大祸，原因是事先没有和老百姓沟通、说明。”
“有限权力承担无限责任”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对市、县委书记们感慨：“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县长的岗位重要，使命崇高。”
在讨论频频发生的官民冲突对抗事件时，县委书记、县长们在感到责任重大的同时，也表露了他们承受着的巨大心理压力。一位县委书记抱怨，上级部门只管与我们签订责任状，一年签出二十七八个，出成绩他们有份，出了事都要我们兜着，说白了就是把责任都推给基层。
一位县长深有同感，他引述民间谚语说，在老百姓眼里，“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基层有多少权力？好资源好部门都是上边管着，我们缺少治县的资源。县级党政以有限的权力承担着无限责任，“我们不敢奢望表扬，就怕动辄问责。”
持同样观点的县级官员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县级党政部门是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好资源、好干部应该向县里倾斜，权力与义务要对等。
来源：中国青年报
3. 广州105名清洁工集体罢工。
新快报2008年2月24日报道（记者 林良田 实习生 刘育泉）前日，机场路某医院105名清洁工因不满待遇低和没有签劳动合同，集体罢工抗议。相关物业公司方面表示，清洁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已将她们的诉求告知医院，将尽快解决问题。
待遇太低生活清苦
前日下午2时许记者赶到事发医院，只见许多清洁工聚集在医院收费处，其中有人情绪激动地告诉记者，她们都是广州市世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由于不满工资待遇低，105名工人决定集体罢工。“我们每天清晨6点多上班，工作非常繁琐，而且十分辛苦，竟然得到这样的待遇。”清洁工纷纷向记者诉苦，由于物价飞涨，她们的生活一直过得非常艰苦。
工人巩女士称，2006年9月份她刚进入该公司，工资只有600元/月，之后员工曾三次以罢工的形式争取，去年8月工资涨到850元/月，工人们一直都是不包吃住，节假日也没有奖金。“每次罢工，工资才有得加，现在是第四次（罢工），公司口头答应从4月份开始每月加50元，但每次就好像打发小孩子一样。”巩女士说，“租单间房子，条件很差也要300多元，现在小孩每天都是吃些便宜的青菜。”
从没签过劳动合同
除了待遇低，工人还抱怨公司一直未按照国家法律与她们签劳动合同。工龄最长的张女士告诉记者：“我是1995年1月份来的，工作十多年了，从来就没有签过合同，待遇等都是口头协定的。发工资时也没有出示过工资单，只是在领取表格上签个名，工资就打到我们账户上。”
巩女士告诉记者，去年公司主管说过要签合同的事情，“此后我们追问此事，主管说正在处理，后来答应今年1月跟我们签，现在2月份都快过去了，还没签”。
物业公司正在解决
前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公司办公室。一名管理层人士告诉记者，员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公司也没有给员工购买相关保险。该人士表示，自从清洁工罢工后，公司十分重视，多次与她们进行协商，在承诺涨工资50元而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公司已经将员工的诉求以书面形式向医院反映，要求增加后勤承包费用，以提高员工的待遇。
一名医院负责人则称，对于清洁工和物业公司的要求，在调查清楚后将满足其合理要求，如协商不成则重新进行招标。“从1999年开始，医院就将清洁工作外包给物业公司，至于员工有没有和公司签劳动合同，医院方面就不是很了解。”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4. 陇南事件。
中国新闻网11月23日报道 2008年 11月17日9时30分许，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随后，群众越聚越多。当晚20时前后，事态开始升级，一批闹事者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其中11人住院治疗。闹事者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失)500余万元，职工私人财产正在统计之中。
本刊记者在当地连日来的调查走访表明，从18日晚截至目前，陇南市武都区生产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市区内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影响。山区小城武都正逐步恢复平静。
30多人上访导致上千人聚集
11月17日9时30分许，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拆迁户们要求市委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他们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作出答复。
得知情况后，陇南市委书记王义安排副市长杨全社等4名市委常委和信访、公安等相关部门和武都区的负责同志负责接访。但从11时许开始，上访的群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陆续增加，越聚越多。截至15时，上访人数增加到200多人，围观群众超过1000人。上访户们打着写着“反对搬迁”的横幅，喊着“反对搬迁”的口号，围堵了市委大门。
11时许，陇南市委书记王义安排让上访群众选出代表，由他出面进行接访。上访群众表示，他们人人都是代表，要求一起同市委书记见面，拒绝选代表进行会面。从这时起一直到19时，上访群众都在市委大门外聚集，要求市委、市政府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此期间，陇南市出来接访的杨全社等领导一直同上访群众接触，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并劝解上访群众通过正常渠道依法反映诉求，解决问题。
19时，陇南市委召开了专题会议，传达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精神，并形成了10条具体意见，要求对群众的上访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尊重和爱护群众，耐心细致地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疏导工作；同时，对群众关心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要讲明在搬迁后，市委、市政府会更加重视武都区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稳妥地处理各种遗留问题。
事态升级
17日19时30分许，400多名上访群众陆续突破现场维持秩序民警的拦阻，强行进入市委大院。在市委中院与民警对峙一段时间后，这些上访群众进入市委后院主办公大楼前。
20时，陇南市委调集武警和民警到市委后院主办公楼前维持秩序，在对峙过程中，上访人员中部分群众继续喊着反对搬迁的口号，并多次冲击维持秩序的武警和民警。22时，武警和民警采取措施将上访人员驱出市委大门。之后，上访群众继续在市委大门口围堵。
截至17日24时许，上访人员和围观群众增加到2000多人。此时，部分闹事者开始在市委大门前向门口维持秩序的武警投掷砖块、石头、酒瓶，并点燃鞭炮扔到武警当中，砸坏了武警的盾牌、头盔，烧坏了武警的服装。
18日0时30分许，部分闹事者冲进市委大门，冲上市委前院三层办公大楼，将1至3楼6个部门的门窗玻璃、办公设施全部砸毁，并抢劫了财物。随后冲进前院，砸毁了停放在中院的11辆公务用车，继而又冲击中院三层办公大楼，砸毁了楼上的门窗玻璃、办公设施。随后，闹事者又冲进后院，砸毁了1辆汽车。
为了控制事态，防止主办公楼被冲击，18日凌晨，现场维持秩序的武警和民警抓捕了30多名打砸抢分子，并将闹事者驱散到前院。闹事者在前院将停放的摩托车、汽车和砸坏的办公用品点燃，并将前来救火的1辆消防车强行抢夺开进大院并砸坏。
18日10时30分许，约有1000名闹事者冲进市委后院，手持铁锨、棍棒、砖头、石块等攻击武警和民警，并砸毁3辆公务用车。为防止事态扩大，民警开始抓捕带头闹事的不法分子，武警则将其余人员驱逐出市委后院。随后，闹事人员又冲进市委前院和后院，纵火焚烧2栋办公楼和凌晨被砸毁的12辆汽车。与此同时，闹事人员将停放在城区长江大道的7辆警车砸毁并焚烧。
从18日下午14点30分左右开始，武警和公安干警对陇南市委门前大街的约500米路段实施封锁，但在这条街道的东西两个主要路口及附近街巷，仍有群众分散聚集，双方仍在部分路口对峙。
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数百名手持盾牌的武警、持木棍的武警和公安干警组成了三道防线；聚集者也分成了几部分，有数百名年轻人在最前面向武警投掷砖头和石块，有一部分十四五岁学生模样的人和妇女则从附近工地上搬运砖头。现场的聚集者打出了“誓死捍卫我们的权利，坚决反对市府搬迁”等横幅和标语。
记者在16时许进入陇南市委大院时看到，市委大门外的新市街上布满闹事者扔的石头、砖块，走进市委大院，地上散布着砖块、石头、各种文件资料，被砸烧的两栋办公楼大部分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在中院，被砸毁和焚烧汽车已经面目全非，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在后院，2辆被掀翻的汽车仍放在当院，地上也是遍布各种文件。
目前，受伤群众数量仍然不详。
事件发生后，17日17时40分，陇南市委将群众上访情况以内部明电形式向甘肃省委进行了汇报。甘肃省委书记陆浩、省长徐守盛迅速作出批示。
18日凌晨，甘肃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罗笑虎带领省委、省政府工作组，从兰州紧急赶往陇南武都。在听取了有关汇报后，就迅速控制和平息事态作了指示，并随即投入到一线指挥。
19日，甘肃省省长徐守盛从兰州赶赴武都，随行的有财政、发改委、信访、建设等多个部门的厅局负责人。从20日开始，徐守盛亲自同拆迁户农民代表座谈，并要求农民代表实事求是、放开讲，同拆迁户代表进行了充分的座谈；同时，徐守盛还同陇南市老干部、东江新区开发商座谈。
徐守盛在同拆迁户座谈时表示，拆迁老百姓的生活要保障和行政中心搬迁不搬迁是两个问题。徐守盛说，不论搬与不搬，关键是要发展。即使行政中心要搬迁，武都区也还是要发展。徐守盛务实的作风和诚恳的态度获得了拆迁户等的认同，在座谈过程中，数次响起掌声。
20日下午，陇南市向全市公布了甘肃省委、省政府工作组接访的方式，当地群众有信访需求可以通过公布的联系方式进行反映。
陇南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学春介绍，为了使群众的诉求能够得到更好反映，事态逐渐平息后，陇南市和武都区抽调的1820名干部从18日开始组成工作组，进村入户听取群众诉求。
李学春说，这些干部共组成33个工作组，由市级领导和武都区领导带队，分赴武都区15个社区和6个乡镇，全部进村入户，面对面向群众讲清事件真相，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听取诉求，解决问题。同时，这些干部还将引导群众将精力集中到灾后恢复、重建家园上。
陇南市委市政府20日召开全市机关干部大会，要求各级干部按照原有工作部署，加快重建工作的检查落实。
缘起陇南行政机关搬迁
据陇南市委书记王义介绍，“1117”事件是一起因酝酿中的陇南行政中心搬迁问题而引发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造成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武都区部分干部群众，特别是拆迁户担心行政中心搬迁后，其利益受损。
武都区一名干部告诉本刊记者，从2006年开始，陇南市在武都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以期将陇南市打造成甘肃、陕西、四川三省相邻地带的区域中心城市，其中涉及大量的征地和拆迁。仅在城区和城郊的东江镇，就有失地拆迁群众3500多户，部分群众生活面临实际困难。
这名干部介绍，今年3月，当地已经开始有陇南市委、市政府要搬迁到成县的传言，引起大量拆迁户先后2次到市委上访。陇南市委、市政府及时通过电视等进行了澄清。9月以后，当地再次出现搬迁传言，一些拆迁户开始陆续到市委市政府询问情况。
一名拆迁户告诉记者，陇南市人均耕地比较少，土地被征用后，原计划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兰渝铁路开通，可以通过做小生意维持生活。但行政中心搬迁后，武都区的发展前景很不乐观，非常担心将来的生活保障问题。
一些拆迁户还表示，现在武都区灾后重建正需要市委、市政府支持，帮助东江群众出点子、想办法，解决现实的过冬问题和恢复生产。在这个关键时候，为什么市委、市政府就要搬走？
一些拆迁户表示，发展成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但他们上访的初衷没有变，希望党委政府对自身将来的生活保障作出承诺并进行实实在在的工作。
王义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次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冲击党政机关，扰乱社会秩序，后果极为严重，教训十分深刻。陇南市将吸取教训，尽最大努力平息事件。同时，要努力排除一切干扰，全力抓好当前的各项工作，一手抓灾后恢复重建不松懈，一手抓改革开放不放松，一如既往地实施好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全力推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重点抓好灾后恢复重建、群众生活安排、项目争取、扩大内需等工作，确保完成年初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据陇南市有关部门分析，这起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公安等部门正在对已经控制的参与打砸抢烧的骨干分子进行讯问。记者获悉，事件发生以来公安机关等共传唤讯问违法人员110人，目前已刑事拘留30人(取保候审7人)，经过谈话教育具结悔改80人。
本刊记者18日20时30分许在陇南市委大院及周边看到，参与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开始对市委大院和新市街上散布的大量砖头、石块、各种被抛弃的文件、资料、玻璃碎渣和鞋子等进行清理。截至18日23时许，路面和市委大院的主要通道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整洁。目前，新市街除个别时段对车辆进行管制外，已经恢复畅通，街道两边因打砸抢烧歇业的商店、餐馆目前均已恢复营业。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以上是近些年来我国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报道，群体性事件是参与人数多、造成影响大、处理难度大的事件。这类事件的发生所揭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普通民众的利益遭受的损害已经超出他们的忍受限度。我国老百姓对一般的欺压盘剥通常是会采取忍让态度的，明朝时驿站（相当于现在的邮局兼招待所）对普通百姓的盘剥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驿站向老百姓采购粮食是要给钱的，这笔钱由国家支出，吴思学者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就揭示了这个问题，吴先生提出了三等公平的概念，即第一等公平是严格按照规定驿站支付对价给农民。农民当然求之不得，第二等公平是驿站不付钱就拿走农民的粮食，农民也可以接受。而第三等公平是农民必须贿赂驿站的工作人员才能交上粮食，否则就要承担被下狱问刑的风险。大部分情况明朝社会所维持的是第二等公平，由此可见我国普通民众能忍则忍，一般不会去闹事，而以上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明在这些地区，普通民众的利益已经到了无法让渡的地步，所以才导致了这些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我国人民权利意识的显著增强，我国普通民众已经意识到权利要靠自己去争取，但个人的力量又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采取的集体合作的方式来争取权利。再者，我们的政府面对这种事件时不能只是压制，要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麽。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一味的压制会导致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报复的恶性循环。因此群体性事件的良好防范与解决，有赖于政府与人民之间良好的沟通渠道，有赖于政府中领导者良好的协调能力。而最根本的则是人民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真正实现社会的“第一等公平”。只有如此才能早日实现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