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收集与整理： 李小龙（行政法学院）
11月份“出租车罢运”成为了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究其是何事件，为何出现罢运风波，出租车司机为何采用此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一群体性事件政府又是怎样的态度？
11月全国各地区出租车罢运一览：
重庆出租车罢运风波 政府采取措施全力平息（来源：深圳之窗 信息纵横）
重庆市主城区发生了大规模出租车罢运事件。
出租车罢运影响群众生活
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早晨5时30分左右，一些出租车车主和司机纷纷来到重庆市观音桥商圈、杨公桥等重要路段，怂恿上路的出租车开回去罢运，一些还在运营的出租车被砸。
7时左右，重庆市大街小巷已经不见了一辆出租车。记者在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一带看到，许多正在等待出租车的乘客一边等车一边抱怨。当听说出租车罢运后，又连忙去挤公共汽车。据记者目击，重庆市渝北区、渝中区、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区、江北区等基本上见不到一辆出租车。
重庆是一座山城，没有自行车，除公交车外，出租车是百姓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目前重庆市主城共有8000多辆出租车，本来平时“打的”就很紧张，罢运后市民们感到极不方便。
市民
对于罢运，重庆市一些出租车司机表示，他们也想出去挣钱，但诉求未得到答复之前，不会上路。也有的出租车司机担心汽车被砸，不敢上路。
下午1时左右，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附近路边，几十名停驶的出租车司机坐在街边栏杆上，一边吃着盒饭，一边观望。他们告诉记者，自己的出租车已经停到偏僻的地方了。记者现场看到，每当有还在运营的出租车路过时，司机们就会上前阻挡，用水瓶扔掷，要求其停止运营。一位女驾驶员驾驶的出租车被几十名司机围在马路中间，要求其停止运营，女司机反复解释后才离开。
出租车司机的诉求
尽管出租车罢运给重庆市民带来不便，但不少群众和网民依然对罢运行为表示理解，并认为罢运要取得的效果不是涨价，而是让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降低规费，并打击其中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
记者调查发现，重庆市出租车车主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加气难、运价低、罚款多等问题，但其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越积越多。
重庆出租车基本上都使用天然气，加气难这个令出租车司机最头痛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一般来讲，重庆出租车加气最少等1个小时，最多等3个小时，这使出租车的营运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加剧了“打的难”。出租车司机怨声载道。
运价低也是一项主要诉求。一些出租车司机反映，所挂靠的出租汽车公司收取的管理费一般每月为7000元到8000元。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提高运价。出租车司机谭代华说：“现在收入越来越低，我每天开出租车收入只有40元至50元。过去刚经营出租车时，我向老婆保证能赚钱，答应每天向她上交100元，但现在我4天才能给她100元。我没法向家庭交代。”
出租车车主及司机对黑车多、罚款多、收费多也颇多意见。据反映，重庆市主城区共有两三千辆违法运营的“黑车”，这些“黑车”长期与出租车抢生意，严重扰乱了客运市场秩序。
一位出租车司机在网上发帖说：“每天在路上堵几个小时，板板钱上交后剩不了几个银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高、形式简单的‘黑车’，似乎成了不少出租车司机的唯一出路。管你罚款、销毁，管你拘留、处理，人们义无反顾加入到‘黑车’大军中。风险，阻止不了生存的欲望。”
还有不少人反映交警和交通执法人员罚款多，有的平均每月接到10张交警罚款单。一位司机说：“重庆市出租车落客点非常少，有时候不违规不行，但交警对这种随意停车处罚起来很严，一张单子就是200元，其实并不影响交通。”
出租车司机还反映一些收费过高。他们说，按照有关部门规定，出租车必须配备统一的白座套，这是为了改善城市形象，无可非议。但是这些座套要70元一个，而市场上各种白座套的价格才50元至60元。按道理，统一订制的应该更便宜才对，为什么反而贵了，他们对此表示不能理解。
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晓东认为，出租车加气难、运价低等诉求都是合理的，重庆市有关部门已决定千方百计增加天然气供应量，以解决加气难。此外，运价低也是一个客观现象，重庆市出租汽车多年来起步价维持在5元，这与北京、天津和邻近的成都相比，价格都是偏低的。但他表示，罚款多等问题并不存在，因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出租车实行的处罚标准低于公车和私家车。
政府采取措施全力平息罢运风波
据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介绍，重庆市委、市政府对罢运风波高度重视，3日上午已连续召开了几个不同层面的会议，研究处置方案，争取尽快恢复出租车运营秩序，使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3日上午召开的重庆市政府紧急会议作出部署：坚决防止出租车罢运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并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营运恢复正常水平。一方面，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尽快了解情况，做好工作；另一方面，重庆市公安机关大力维护交通运输秩序。重庆市相关部门还将做好各种工作预案，防止事态恶化，并抓紧研究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对天然气价格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建立更加畅通便捷的诉求反映和沟通渠道。重庆市副市长刘学普表示，重庆将加大打击黑车力度，确保出租车的正当权益受到维护。
16时30分，重庆市交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重庆市交委副主任梁培军介绍说，导致此次主城区出租车罢运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二是主城区出租车存在加气难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三是出租车租价结构不合理；四是非法营运车辆扰乱正常秩序。
梁培军说，重庆市政府以及交通、公安等部门已分别采取措施，妥善处置问题，以促进出租车尽快恢复营运，确保出租车行业秩序稳定。
三亚等地出租车罢运 要求解决租金过高等问题
10日，三亚和甘肃永登县两地的部分出租车司机罢运，不满一些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租金过高，以及黑车太多等问题，要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接洽以尽快解决问题。
记者赵叶苹、王英诚在三亚现场采访时了解到，目前三亚共有6家出租车公司，全市出租车约1200辆。三亚市政府曾在2007年底进行了一项专项调查后决定，从
聚集上访的出租车司机们七嘴八舌地对记者说，他们今天都是自发在此聚集，主要是因为当前一些出租车公司没有执行三亚市政府
此外，三亚市场黑车太多，三亚的酒店、机场等地存在大量的黑车在营运，严重影响了合法出租车司机的利益等。出租车公司要求司机重新签的合同一年一签不合理，原来合约期限一般为五至八年；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的日常管理不合理等。
出租车司机们说，他们希望三亚市政府解决上述问题，并要求成立出租车司机自己的协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
三亚市交通局副局长易治军说，出租车司机们反映的问题他们早已知道，本月6-9日连续召开了4天的会议，与出租车公司、出租车代表谈判，并且最终决定，只要最新的合同范本制作好，出租车司机们签订了新合同后，之前多收的月份钱将全部退回。
但由于双方尚未接洽，因此交通局的最新决定出租车司机们尚不知情。上访司机们对记者说，如果他们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妥善合理的解决，他们仍将继续上访。
受此次出租车司机罢运的影响，记者在三亚市街头几乎看不到出租车营运，上百名旅客滞留机场，游客和市民的出行受到极大影响。
记者王志恒、郭刚在甘肃永登县县城看到，停运的出租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永登县交通局大门口公路两侧，大街上很少能够看到有出租车在行驶，给永登县城居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
罢运出租车司机代表马江山告诉记者，罢运从10日上午9点开始，全县共有合法运营手续的出租车280多辆，参加当天罢运的有160多辆。罢运的主要原因是当地非法营运的“摩的”和出租车数量日渐增多，严重影响了合法出租车的收入。
罢运司机代表陈永顺介绍说，从2006年开始，永登县成立了三家出租车运营公司，一些当地农民和下岗职工，出资3万多元购买了车辆，加入三家公司在当地从事出租业务。刚开始每个月他们有上千元的收入，后来随着非法营运的出租车越来越多，合法出租车的收入越来越少，现在每天的收入还不到刚开始的一半。他们已经多次向县交通局和公安局反映情况，但是问题得不到解决，迫不得已，只好采取停运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
永登县交通局局长郭世灵告诉记者，从事非法出租车营运的主要是县城一些私家车车主，他们为了补贴自己的用车费用，偷偷从事非法载客业务，营运时间和地点随时变换，即使被交通部门执法人员抓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也只能罚款了事，而不能吊销行驶证、驾驶证，起不到威慑作用。
截至记者发稿时，永登县出租车仍没有恢复正常营运。马江山等罢运司机表示，他们将一直罢运，直至县有关部门能够给他们一个取缔非法出租车的明确时间为止。
甘肃兰州永登县发生上百辆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
记者赶到甘肃永登县县城，看到停运的出租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永登县交通局大门口公路两侧，大街上很少能够看到有出租车在行驶，给永登县城居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
罢运出租车司机代表马江山告诉记者，罢运从上午9点开始，全县共有合法运营手续的出租车280多辆，参加当天罢运的有160多辆。
马江山说，罢运的主要原因是当地非法营运的“摩的”和出租车数量日渐增多，严重影响了合法出租车的收入。据他们了解，目前县城有700多辆非法营运的“摩的”和出租车。这些非法车辆和合法出租车争抢客源，展开低价恶意竞争，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幅度下降，目前每天营业收入只有20元左右，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罢运司机代表陈永顺介绍说，从2006年开始，永登县成立了三家出租车运营公司，一些当地农民和下岗职工，出资3万多元购买了车辆，加入三家公司在当地从事出租业务。刚开始每个月他们有上千元的收入，后来随着非法营运的出租车越来越多，合法出租车的收入越来越少，现在每天的收入还不到刚开始的一半。他们已经多次向县交通局和公安局反映情况，但是问题得不到解决，迫不得已，只好采取停运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
永登县交通局局长郭世灵告诉记者，从事非法出租车营运的主要是县城一些私家车车主，他们为了补贴自己的用车费用，偷偷从事非法载客业务，营运时间和地点随时变换，即使被交通部门执法人员抓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也只能罚款了事，而不能吊销行驶证、驾驶证，起不到威慑作用。于是出现非法出租车被交通部门“抓了罚、罚了放”的恶性循环现象。
郭世灵说，虽然交通管理部门执法存在取证难、处罚手段有限等困难，但是该县交通局一直在加大打击力度。
截至记者发稿时，永登县出租车仍没有恢复正常营运。马江山等罢运司机表示，他们将一直罢运，直至县有关部门能够给他们一个取缔非法出租车的明确时间为止。
汕头千辆出租车罢运 云南“罢运事件”平息
广东汕头市一千多辆合法登记的出租车司机二十日集体停运，抗议黑车、套牌车。警方当天封锁了通往汕头市政府、人民广场的各个路口，并调集防暴警察在政府门前维持秩序。截至２２时，停运事件仍在持续。
据了解，汕头市黑车和套牌车屡见不鲜，挤压了正规出租车的市场空间。从２０日早上开始，该市合法登记注册的出租车全体上路罢运，抗议黑车现象，呼吁当地政府采取措施，规范出租车市场。因为警方的介入，上午集聚在该市人民广场的数百辆出租车逐渐散去，仍有数百名出租车司机在市政府门前等待官方说法。
据报道，此次出租车司机罢运矛头主要对准非法营运的车辆。报道援引业内人士提供的分析说，汕头市非法营运的车辆已占出租车份额的两成左右。目前汕头市区登记的出租车有一千余辆，但实际营运的出租车数量多达数千辆。《南方都市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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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罢运事件”平息
据新华社电据云南省大理消息，持续多日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客运司机罢运事件已得到妥善处理。此事起源于大理交运集团出台的一项文件，计划对“挂靠经营”的客运车辆逐步调整为“客车全部产权归公司所有”。据介绍，大理交通集团２１日正式发出文件，宣布停止执行引发罢运事件的相关文件。２１日上午起，全州参加罢运的客运车辆全部恢复正常营运。
湖南省洪江市处置一起80台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
因要求延长经营期限，不满税费过高和打击黑车力度不够，１１月２４日，湖南省洪江市８０台出租车集体罢运。出租车停运后，洪江市委、市政府迅速组成工作调查组，对此情况进行调查，根据所反映的问题，专门召开了相关职能部门及车主代表会议，就反映的问题做出了答复。２５日下午，出租车陆续上路营运，出租车罢运事件平息。
记者２５日下午在洪江市区看到，原本停放在洪江市政府门前的８０辆出租车已经上路营运。洪江市城管局负责人介绍说，洪江市拥有合法营运资格的出租车一共有８０台，都属于洪江市辉宇交通运输公司管理经营，其中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投入营运的红色出租车５０台，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日投入营运的黄色出租车３０台。出租车司机主要反映三个问题：一是５０台红色出租车要求将５年的经营权延长３年，同黄色出租车一样为８年；二是要求减少经营税费，加大打击黑车力度；三是３０台黄色出租车要求公司增加车辆“车身险”，因为公司给红色出租车也办理了“车身险”。
洪江市城管局表示，延长经营权须湖南省政府批准，目前正在准备申报材料，逐级上报，请求延长经营期限。对于出租车司机反映税费过高的问题，洪江市对出租车税费收取都是由政府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商定的，最终规定出租车管理费加各项税费总共７４８元，无法减免。市政府也多次组织各部门对非法营运车辆进行打击，打击情况比较好，但是要完全打击彻底仍然存在困难。至于“车身险”的问题，当时黄色出租车司机与公司双方签订租用合同时，只约定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承运人险，车身险属于车主自愿购买，不属于合同约定。
对于政府的答复，一些出租车表示理解，一些出租车司机则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出租车营运困难的实际情况，适当进行税费减免。他们表示，洪江市区人口稀少，仅３万多人，８０台出租车数量太多，以至于生意清淡。辉宇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用太高，司机每天在外跑车“根本赚不到什么钱”。洪江市区非法载客的摩托车、三轮车、电瓶车和“黑的士”比较多，政府应该采取得力措施进行打击。
新华视点：出租车罢运事件引发的改革思考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日电 题：着眼科学发展 破解深层难题——出租车罢运事件引发的改革思考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宋振远、陈二厚、朱立毅、刘亢
１１月以来，重庆城区、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和广东汕头等地发生一连串出租车罢运事件。反思这些事件暴露的一些问题，折射出当前改革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更加说明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站在改革新起点上，面对群众多元化诉求，只有直面挑战，以人为本，加快改革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管理体制，才能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
直面群众诉求：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此起彼伏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使全社会的目光聚焦全国２００多万“的哥”群体。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取得合法运营牌照的出租汽车有１００多万辆，年客运量１１０亿至１２０亿人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重庆等地出租车罢运事件中，不少司机反映，罢运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回应。
今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提交一份全国出租车行业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行业存在的五大矛盾：一是市场准入制度不合理；二是出租车经营权管理混乱；三是“黑车”监管缺失冲击行业秩序；四是司企关系不清，司机负担过重、收入偏低；五是行业管理体制不顺。
“问题并非不能解决，而是没有及早认真对待。”重庆一些出租车司机举例说，罢运后，政府部门采取措施，很快解决了部分长期反映无人管的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认为，目前每一级政府和部门都有信访机构。关键的问题是，一些部门不能及时认真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陷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理怪圈。
３０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正处于“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重要关口，公众思想呈现独立性、多样性和选择性趋势，要求社会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张孝德说：“应对复杂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部门需要新的智慧和勇气。”如果包括工会在内的行业组织或社会组织得到积极健康的发展，就能减轻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压力。但目前的状况是，出租车司机缺乏能代表其利益的行业组织。
１１月１３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发出通知，推进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明确提出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职代会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畅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渠道。这让出租车司机看到了集体依法维权的希望。
打破“行业垄断”：“市场准入”期待公平
出租车罢运事件频发，从一个侧面再次折射垄断之弊。
针对出租车的行业垄断，３年前重庆“的哥”杨孝明提出了“人民出租车公司”的构想。但是，当杨孝明向重庆市运管局申请“出租车经营指标”时，却被拒绝。
事实上，杨孝明被拒绝给予的是一种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出租车经营权。
目前出租车公司使用的出租车经营权是政府以“特许经营”方式转让的，最初多为无偿或低价转让，但却被一些公司作为稀缺垄断资源高额炒卖，有的城市一辆出租车经营权被炒到上百万元。
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在与出租车司机座谈时算了一笔账：一辆出租车每天能挣７００元，４年承包期总收入为８０多万元，但“份儿钱”“承包费”“预收营业款”等各种费用就要交５７万元左右。剩下的收入除掉加气、修理等成本支出，司机每月只能挣２０００元左右。
“现在收入越来越低，我每天开出租车收入只有４０元到５０元。”重庆出租车司机谭代华说，“以前我每天能给老婆１００元，但现在得三四天才行。我没法向家庭交代。”
谭代华的境遇，代表了多数出租车司机的心态。因为改革滞后，尽管他们天天连轴转，但收入却难有提高，甚至还出现相对下降趋势。
黄奇帆说，出租车公司拿走的钱约占七成，扣除购车等成本和税费，一辆车每年约有４万元盈利，不受物价、油价上涨等成本变动影响，旱涝保收，收益平均每年达５０％，有的甚至高达７０％，实在是“全世界投资回报率最好的行业”。
一些司机说，出租车公司纯粹是一个垄断制造出来的“食利”阶层。一些公司拒绝制定行业营业收入标准和统一的８小时工作劳动定额，拒绝为司机购买社会保险。
今年８月１日，我国酝酿１４年之久的《反垄断法》终于正式实施。
经济学家包永江说，每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关系的调整，重要的是是否公平、是否体现了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未来一个时期，检验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攻坚”效果，关键就在这里。
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 一连串出租车罢运事件，暴露了行业准入、分配不公、监管缺失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看，它反映出是政府相关部门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说，出租车行业的核心问题，即出租车经营权调控不力，凸显新时期加快改革攻坚步伐的迫切性。
最初，多个政府部门争夺审批管理权，国家禁止拍卖出租车经营权后，相关部门又疏于管理，出现了“有利大家争，无利大家推”的行业监管局面。
据调查，目前司机的诉求主要包括“份儿钱”、运价、罚款和黑车等几个方面，这涉及交通、经贸、物价、公安等多个部门。而包括降低“份儿钱”，解决“加气难”等问题，还不是地方政府部门马上能解决的。
海南省三亚市政府曾发文，决定从２００８年启动以降低出租车承包金、减轻负担为主的行业整顿。但直到１１月，这项决定仍无法推行，最终导致罢运事件发生。当地一家出租车公司老总说：“且不论承包金是高是低，这是早就由法律合同约定的，政府怎能一声令下说改就改呢？”
然而，政府退出市场并不意味着弱化政府监管服务职能。在出租车行业，掌握出租权经营权的公司肆意提高“份儿钱”，侵害司机利益；黑市倒卖出租车经营权现象突出，抬高经营成本；黑车横行，扰乱出租车市场……这些问题与政府监管职能缺位有直接关系。
解决“加气难”，是这次重庆出租车罢运的诉求之一。在重庆，一辆出租车加天然气一般要等１个多小时，最长要等３个小时。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出租车营运收入，也加剧“打的难”状况，群众怨声载道。
有关专家说，“加气难”等供需矛盾，虽然根本上反映了要素市场改革不到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部门离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要求还有相当距离。 “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地方政府和部门必须从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的多重角色中走出来，切断与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利益脐带，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向维护公平正义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变。
具体到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有关专家认为，当务之急一是政府部门尽快采取措施维护司机合法权益。如强制“三险”保障，制订“份子钱”最高限价，提供统一规范的合同范本等。二是打开市场大门，打破行业垄断经营。
从长远看，应加快出租车行业立法步伐，明确行业管理责任，厘清政府部门、出租公司、司机之间的关系，按公平透明、科学发展原则，重构行业利益分配格局。
据记者了解，国务院明确交通部门为出租车行业主管部门后，原属建设部门的行业管理职能正在交接理顺中。目前，交通部门正着手对出租车行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调研，将逐步采取政策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加大改革力度，力求尽快理顺行业管理体制，使出租车行业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专家针对出租车罢运建言:制定弹性公共定价机制
（新华网）
针对近期在重庆、海南三亚以及甘肃永登等地接连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在日前由北京交通大学举办的“2008中国交通运输价格高层论坛”上，专家建言：政府在对出租车市场实施价格管制的同时，应该制定灵活弹性的公共定价机制，此外要降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可能性。
专家认为，政府调价的依据是垄断企业的运营成本，这样各垄断企业必然故意抬高运营成本、压低账面利润，以要求政府制定较高的价格，出租车市场也是如此。价格管制一方面增加了消费者的支出，减低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导致消费者的福利降低，另一方面本来较高的价格可以增加司机的福利，但消费者消费意愿的降低也减少了司机的福利，特别是当燃料价格上涨时，出租车企业和司机就会要求政府提价来消化成本，而价格的上涨往往会带来消费者意愿的进一步减低，导致司机收入的减低，而向出租车公司每月缴纳的费用却始终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出租车行业的“罢运”和“黑车泛滥”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
据此，专家认为，对出租车运价的管制不能走极端，极端管制和由市场自由调节都无益于市场的有序发展，而判断具体管制政策是否合理的依据应该是是否提高了社会福利。首先，要利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特点，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改统一定价为弹性定价；其次，要对现行的价格听证会制度进行改革，成立由管制机构、经营者、司机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组织，共同参与管制政策的制定，并且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定期提供评估报告，从而降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可能性。 (记者丁肇文）
从出租车罢运看信息公开之后怎么办
（日期：
按人之常情，举凡遇到类似出租车罢运之类突发事件，人们总是本能地问到两个问题：发生了什么？怎么办？从此次罢运事件的初步处理看，是满足了公众的这两个本能诉求的。也因此，从这两天的社会反响来看，这种处理方式，赢得了公众的赞同和支持。
如果把视界稍微拉长一些，我们就会发现，近一段时间以来，各种“丑闻”似乎多了起来，大的如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深圳“猥亵门”事件，还有一些拆迁纠纷，基层政府与老百姓的矛盾，等等。给人的感觉似乎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实不然，就转型社会来说，这些问题很多由来已久，今天才爆发，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它们今天能够较为“密集”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其实体现了政府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智慧和底气。
客观而言，所谓“社会转型期”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因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加剧，致使社会矛盾多发的时期。建立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利益各方通过博弈，使各方在利益诉求上达到基本平衡，从而实现多赢。就此，公众在博弈过程中，需要知道对方的利益诉求是什么，是否合理。在这次重庆出租车罢运中，我们就比较清晰地了解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诉求。同样在网上，我们也看到了网民对这些利益诉求的合理质疑，这对政府出台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无疑，目前重庆处理罢运事件的方式，正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方向之一。那么，我们从这一事件的处理中，应该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过去，有的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迟迟不公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公布，也有很强的选择性，结果到后来，即使全部公布，公众也半信半疑，有条件接触更多资讯的人士，甚至对境外媒体的谣言不加选择地相信，结果使事情更加复杂化。这大大影响了政府公信力。而在罢运事件中，由于政府及时公布事件动态，就我们所接触到的各种信息来看，境外媒体在这次事件中已没有“话语权”了,这为问题的处理赢得了主动。因此，第一时间公布突发事件，是掌握舆论引导权的关键要素。
第一时间公布，其实是相对容易的事情，只要转变观念即可办成。关键的问题在于，赢得舆论主动之后怎么办？其实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往往才采取“封锁”或缓发突发事件信息的做法。
突发事件，无非天灾与人为。就天灾而言，比如洪水、干旱、暴雨、台风、地震，等等，很多政府机构其实都有应急预案，这些预案是一纸具文，还是马上能够付诸实施，其实很能说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就人为的突发事件来说，在矛盾累积的过程中，政府各部门是否有所觉察，有所化解，也在考验着政府执政能力。在矛盾爆发之时，能不能及时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其实也有赖于平时主动地对社会信息予以观察与分析，而不是冷漠以对。从重庆罢运事件处理的有条不紊来看，这一点公众是很有信心的。
资讯手段的多样化，使我们认识到第一时间公开信息的重要性。而及时地公开信息，马上面临着及时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问题，拖延或处置不当，必然陷于被动。因此，我们应当从遇到突发事件怎么办这个角度，使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的改革举措有一个明确向度。
群体性事件震动中国
（2008-11-24 10:58:00 来源: 新华网(北京)）
中国应该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学习应有的经验，然后将其制度化，避免涟漪效应不断发酵。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安同发自北京
多年后，当人们书写2008年的中国历史时，重庆“的哥”或许将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这个生活不堪重负的底层群体大概没有料到，他们在
重庆“的哥”“唤醒”的不仅只有利益受到侵犯的各地同行，还有在过去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一直趋于保守的地方政府。“今年政府在处理这类群体性事件时，基本上做到了披露信息及时公开，处理方式以人为本。”危机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胡百精说，政府的决策理念和行政原则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不平静的十一月
率先被“唤醒”的同行来自离重庆千里之遥的海南三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短短8天后，云南大理部分“挂靠”在大理交通运输集团的个体司机因不满公司一项新规定而集体罢运，并到大理州政府集体上访。
尽管罢运事件在全国此起彼伏，但司机们一直在用平和的方式表达利益的诉求。相比之下，甘肃陇南的群体性事件则掺进了些许暴力的色彩。
十天前，类似的场面也曾在深圳街头上演。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2008
如果把时间的镜头调转到整个2008年，比“陇南事件”更暴力的群体性事件远不只一起。
瓮安之所以发生暴动，是信息不透明所致。当地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在长达六天的时间里，由于死者家属怀疑李树芬被奸杀而连续上访上诉，但警方没有及时公布信息，致使谣言四起，激化矛盾，升级为暴乱。
之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将“瓮安事件”作为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反思样本，力争从中吸取教训，但这却未能阻止更多悲剧的发生。从7月到10月，接连发生了云南孟连县胶农事件等多起群体性事件。
与民争利是“罪魁祸首”
这些群体性事件一经媒体披露，迅速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地方政府与民夺利”被中国网民认为是“罪魁祸首”。“部分地方政府片面维护企业与自身利益，漠视农民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将损害群众利益当做增加企业与政府利益的前提。”中国一位资深评论员魏文彪说。《联合早报》评论说，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比如在公共事业范围内，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资费，拆迁要劳务费，对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为有的甚至比黑帮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2008年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中，中国查出“以租代征”、开发区擅自设区扩区、未批先用三类违规违法案件3万多件，涉及土地330多万亩。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建议说，政府应该早日退出市场资源的配置，主要管宏观经济，制定游戏规则，这样才能降低政府的寻租空间。在邱震海主持的《震海听风录》节目中，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和经济结合得非常紧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中国历经十多年的经济腾飞，如今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数据。不过三年前的一组数据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中国人民大学
政府采取新思维应对
不过，纵观今年以来发生的一连串群体性事件，应该说政府已经在试图建立这样的协商机制。以重庆罢运事件为例。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薄熙来与重庆“的哥”及市民代表的这次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全程直播。
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晓东认为，应对群体事件需要新思维，关键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要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强，比如提升出租车行业协会的地位，促使其健康发育，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使从业人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有序化。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如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了执政党的文件。
“连续几次的群体性事件，政府都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政府开始意识到，公共利益就是大众的利益，哪怕是少数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它也会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利益来对待。”胡百精认为，一个社会最健康的状态就是能够把个体的困境转化为公共问题，大家一起投入智慧和精力进行协商，毕竟社会对抗的成本远远大于社会协商的成本，而最不健康的状态是局部出现问题后，局部去压制。
信息公开成为必须
除了以人为本，另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媒体报道比以往更为及时和公开。
重庆罢运事件在
敏锐的西方媒体立刻嗅出了其中开放的讯息。路透社评论说，当政府推行扩大社会安全网和同经济低迷作战的政策目标时，增加新闻报道的开放性也将对政府有利。对此，胡百精非常认同。“大多数矛盾是在时间的迟滞当中发酵的，及时本身就意味着主动。”胡百精说，此前这类信息往往采取“出口转内销”，如果自己的媒体先失声，那么我们将全面处于被动状态。“这是政府部门从‘3·14’拉萨事件，‘5·12’大地震，奥运圣火海外传递受阻事件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
正如“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在现场主持处置工作的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所言：“谣言止于真相。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什么可以向公众隐瞒的。”
然而，也有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以陇南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落款为“陇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情况说明函这样表述道：武都城区部分群众上访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信访干部公安干警出面劝导遭一些不法分子殴打致伤，导致60多名干部群众和公安干警受伤。
“一些地方政府有个思维惯性，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就认为一定存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澜，这是不对的。”胡百精认为，政府不能武断下结论，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假如当真存在非法肇事者，要依照法律来处理他。但很多情况下，‘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可能因为利益受到伤害，只不过情绪的反弹更激烈，仅此而已。”
用对话化解对抗
在胡百精看来，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重庆市政府正是采取直接和民间面对面对话的方式，所以才避免了私下上访，激烈对抗。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很多矛盾也不是已经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大部分问题仅仅因为社会情绪无法宣泄，信息暧昧不清，官民对话缺位。开辟新的官民对话渠道，保证它的畅通性，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胡百精认为，应该把对话能力列入公务员工作绩效的考察内容。“具体而言，一个公务员每周有多长时间在和他所‘管辖’的社会公众在对话，这应该成为考核他的一个内容。”
他还建议说，中央有关部门应该进行一轮协商，邀请地方政府、媒体、学者参与，一起总结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要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学习应有的经验，然后将其制度化，避免涟漪效应不断发酵。”邱震海则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杜绝官员腐败。与此同时，进一步扩大人民知情权，“发生问题时媒体监督将会帮助事件的顺利解决。”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对政府建设的启示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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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重庆频道